“我给你一个机会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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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工经常要募捐，募捐的时候往往得低姿态。近代大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一生都在为办学募捐，他不会说“请你帮帮我”，他会说“我给你一个机会。”这姿态好象不低。那我们以一个义工的角度看，我们找人家捐款，我们能给人家什么“机会”呢？ 可能主要是道德和情感上的“机会”。首先，让人家在道德上有一份自我成就感，通过为社会做贡献体现他们的人生价值。其次，可以获得好的名声，受到社会的尊重。再次，可以改善个人和群体形象。象某些早年有过过错的富豪，部分是抱着救赎的心理捐款的。道德和情感，一般可能会想到这些。 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什么机会呢？以张先生的例子看，可能真还有别的机会。 一，捐款人肯定要考虑捐款的使用成效。如果某位富豪正好想捐钱，同时有几家公益机构在向他募捐，而我们的团队执行力很强，方案很有创意，很合他们的心意，社会效益又好，那么人家就很可能会把钱捐给我们。可以说我们是在帮助他最好地实现自己的愿望。象张伯苓先生，办学能力很强，培养了众多人才，盖楼、盖礼堂花钱少盖得又好，人家一比较，当然愿意捐给他。 二，多数人对文化是有敬畏的，文化的形象比道义的形象经常更能吸引财富精英的关注和认同。为文化教育事业捐钱，可以跟文化跟文化人建立关系，能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。很多人把向名校捐钱看作自己的荣耀。将来培养出来杰出人才，那就有他们的一份功劳。张先生是著名教育家，办的学校地位很高，麾下名师云集，人家为他捐钱可能还感到光荣。 三，可以扩大社会交往。公益事业是社会各界都有参与的，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。通过参与公益，可以和各界人士及名流发生关系，交结朋友。象张伯苓先生本人就是社会名流，在社会上层人脉很广，给他捐钱就可能多了一份社交资源。冯仑先生说，“公益改变了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，让我与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好的联系。因为公益，我与比尔?盖茨、沃伦?巴菲特等人都打过交道。”(《中国慈善家》杂志2013年10月号) 就张先生而言，他作为民国教育界政界的顶尖人物，资源很多，能给人的“机会”还不止这些。他的确能够给捐款人很多回报。当然张先生是坚持原则和自尊的，不会跟捐款人做交易，这些回报主要是精神、情感、人脉等方面的。可以这么说，捐款人给张先生的是物质上的收获，张先生给他们的是精神上的收获。 再看我们自己。今天我们义工去募捐，能不能也给人家这六方面的“机会”呢？道德和情感上的机会，应该可以给。其他三方面呢？那就不一定了。 如果一家义工组织想在和其他组织的募捐竞争中胜出，那他们能力要强，创意要比别人好，事情要做得比别人漂亮，要能满足人家的个性化需求，社会效益要大。这就不是仅仅有爱心和责任心就能办到的。就象现在有些人说的，有的是钱在找人，有的是人在找钱。为什么是钱找人，不单是信息沟通不力，也是难以找到能花好钱、能达到捐款人公益目标的人。所以我们首先能力要强。 财富精英对文化是有敬畏，但我们的项目文化内涵怎么样呢？团队和个人的文化形象怎么样呢？捐款做我们的项目能不能提升人家的文化形象和格调？跟我们打交道能不能让他们感到荣耀？对很多义工组织来说这都还是个问号。有些组织谈得多的还是献爱心，项目没有多少文化气息，团队中即使有文化人也没有能让他们多展示形象发挥专长。 至于社交的机会，义工组织和各种人都在打交道，的确能提供一些。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，能大手笔捐款的是财富精英，我们能不能给他们提供高层次的社交机会？这个也难说。义工群体内现在社会精英还不多，能直接和精英对话的人也不多。这说出来有些难为情，但这是事实。 这三个方面，如果想要改变，义工组织就需要在三方面努力。第一，团队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，必须走向正规化、专业化。第二，提升文化形象和文化素养，提升项目的文化内涵，多吸纳文化人进义工队伍，或者从单一做慈善项目向多元化发展，多做文化、教育、公益创意、生活方式等项目。第三，多吸纳社会名流到义工队伍中来。要和财富精英打交道，自己团队里就应该有跟人家在一个阶层、能直接对话的人。这种人义工最容易接触的可能是文人学者。最好能引进一流的文化人做形象代言人。    以上简而言之，就是要提高义工组织的能力和层次。能力层次上去了，能给财富精英“机会”了，我们自己的各种“机会”也就来了。